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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长江丛刊  »  《长江丛刊》文学评论(专题) ▏叶李:“寻找真实的多样与可能”(下)

摘要: 我们不是在模仿、精细描摹而是在以小说的艺术化方式对现实的重构中,让现实以无边的形态向世界、向每个阅读者、向写作者自身打开,以溢出常识和经验的方式被真正理解和认识。

  


《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载《长江文艺评论》第2期(2016)


  否定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确定生活的不真实。由对常识的怀疑出发而逐渐生成、不断壮大的那种将精神与经验、思想与存在二分并对立的思维方式主宰了作家的叙事选择,斩断主客体统一性的决绝赋予了作家突破事实框架、重新结构世界的自由,以及让“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的机遇,相应地,作家主动在小说里驱逐了必然性、因果逻辑,转身拥抱偶然性。但曹军庆却无意于以高悬于世界之上的根本存在或独立于客观世界的“绝对精神”给现实、经验、日常生活来一个釜底抽薪,消解其合法性。跟余华相反,他是在承认主客体统一的前提下,探索主体在自我的最大限度之内抵达真相的路径,“在遥远的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耐心地建立起隐秘的联系,可能会有意外发现”。(曹军庆《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现实与真相隔着云水茫茫,作家正应做个引渡人,以小说、虚构作为主体认识、抵达世界真相的涉渡之舟。作家的责任不是解构一切关联,而是以探秘寻幽、抽丝剥茧的方式去发现,“事实就是这样,你以为那是一只完好的水果,表面上细微的斑点无关紧要,但是它的里面早已毁坏。记忆的斑点往往只是一个线索,顺着那个线索剜下去,我能够发现很多溃烂。面对那些溃烂——当我觉得惊心动魄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只有写作才是那把顺着斑点剜下去的水果刀”。(曹军庆《奶奶的故事和文学的可能》)完好的水果与内里的溃烂恰如表象与真实的背离;顺着线索剜下去,如同作家在小说里把现实一层层剥开,深入到世界的背面一探究竟,这段描述与曹军庆小说整体上的对应性几乎可以让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关于写作的寓言。水果刀冷光冽冽,作家手起刀落,深深地一剜,不留情面、不留退路,剜出一大片令人惊心动魄的溃烂,作家让读者和自己一起逼视这溃烂,我们如果能够想象这充满动作感的场景里的紧张,就很能理解曹军庆小说里尖锐的态度和力度以及那种带刺的真诚——小说不是用来化解矛盾、缝补破碎,填平现实里的沟壑,而是要撕裂、刺穿,击破、甚至“向影子射击”,它是用一系列猛烈的动作来造就真相的获得,向现实进击,捍卫现实主义的尊严。

《红岩》2016年1期载《旧报纸》


  这样,我们在曹军庆2016年的短篇《旧报纸》、《有没有一只着了火的鸟儿》《向影子射击》《我们在深夜里长谈》《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中看到了令人惊心的“很多溃烂”。《向影子射击》中人面对金钱以及在由金钱和权力凝结的等级结构关系中异化为“物”,甚至迎受这样的异化,把异化的状态确认为自我认同的根据。不可否认,人性固有的弱点会为人性悲剧埋下伏笔,可是人性的“变异”与病态并不是应当完全由个人承担的“罪”,个体无法解决的普遍问题与无力抗衡的社会结构性力量恐怕才是个体溃败的最大根源。《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里胆小如鼠的杨光标缺乏胆气、见识、冒险精神、进取心,只想“无争”“安分”地过活,求一点基本的生存可能,这自然是一种不悖情不违理的生活选择,但合理并不必然导致其成立,高速发展的社会像一个高频率的加速器,随时将那些不能保持同速的个体无情地抛出原先自我设定的生活轨道。当个人试图通过不断降低生活期待、在生活之流的下游寻找一个微小的生活空间以努力适应变化时,人对于人的倾轧、缺乏对弱者的救助与支撑的社会体系,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非良性的社会生态,堵塞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弱者保有尊严、安守其分地生活下去的路径,向其宣告了逆来顺受地接受生活的不公、践踏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小说最后的反转,是胆小如鼠的那个人向现实抽去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当个人没有勇气以彻底交付自我的方式去向现实做正当的抗争时,那么培养比加诸精神之伤与生活之伤于自己的那些人更恶的“恶者”、玩转“丛林法则”的所谓“成功人士”就成了讨回尊严的报复式的抵抗——但畸形的抵抗最终也不能为杨光标提供面对现实的底气、胆气以及安全感,杨光标听到警笛便瑟瑟发抖的细节暗示了这种抵抗终将失效的前景,也令人不禁去想,胆小如鼠的那个人到最后会不会仍是一个受害者,一个不可避免的被恶的力量反噬的受害者。“恶”在人——我——人之间的流转造成的恶性循环,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鲁迅式的“吃人”的命题。《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冤案的故事,内里实则营构了一个实体法庭之外的“特别法庭”。小说最重要的关键词不是“冤案”而应是“审判”,对于道德、良心、人性的审判——不由现实中的法庭宣判,而由人心中的“特别法庭”实施。对于现实中的审判而言,“时过境迁”意味着审判之有效期的丧失,但对于“特别法庭”而言,审判永远没有限期,当“善”被辜负、当明白的旁观者、清醒的利益关系人、懦弱的当事人有意或无意地合伙毁掉一个无辜的人,作家就有理由在小说里让“过去”一次次被拉回现实中“受审”,让“特别法庭”的审判在人心深处搅动起深刻的不安,让苟且偷生者明白心安理得不是他们配得起的命运。《我们在深夜里长谈》里精明强干的官员对外勉力维持着完整的自我形象,实际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身份、地位对于一个“病人”的自救于事无补,反而因为抑郁症对于一个官员而言其中隐含的“污名化”的风险形成了对“中国病人”更深的绑缚与折磨,造成更深刻的困境——连死亡都必须精心计算,以因公牺牲之名行自杀之实才能使人得到彻底而体面的解脱。比起《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那种略显外露的意图表达,《我们在深夜里长谈》在更从容、冷静、含蓄的叙事中获得了意味深长的余韵和耐人咀嚼的品质——我们在深夜里长谈,仿佛彼此照亮和打开了一切,然而真相却是“我”没有听懂欧阳劲松的求救,“我”的丈夫事事明了却直到欧阳劲松死后才说出秘密,这样,再重新审视那貌似亲密无间的深夜长谈,其中隐藏着的噬人的危险让人不寒而栗。长谈并不能解救我们,我们恐怕还是各自身处孤岛,最后一点点被暗夜吞没,最大的荒诞就在于我们最接近对方的那一刻所做的也不过是扣着安全带在狭小的空间里挣扎着接了一个吻。“我们一说到这次亲吻就会争论不休。可是安全带束缚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连扭动都很困难。即使扭动也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解开锁着我们的那道扣。”这是小说中预示了整个故事走向和主人公们根本命运的细节。“我”跟欧阳劲松互有感情,挣扎着靠近,然而我们谁也没有解开自己的锁扣,我照样与丈夫过着貌合神离的生活;欧阳既无法从新的感情关系中获得自我新生、重建一个坚固完整的自我的力量,也无法单纯依靠自我的孤军奋战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于是,“我”和欧阳似乎保有了一切形式上的得体的名义,但本质上只是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他们失去的那个世界比拥有的那个世界有价值得多。同时,这个即使脱离具体的故事情境也能对现代人的生命形态产生一种形而上层面的指涉意义的细节,或许意味着“我”和欧阳经历的困境在这个时代具有一种残酷的普遍性——这样的困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恐怕不是选择性的,而是规定性的。

  很明显,“溃烂”在曹军庆的小说里至少具有三重意义:影射了一种状态——真相(苹果皮下的溃烂)与现实(完好的苹果表面)的背离,说明了一种性质——真相是溃烂的,也喻指了一种写作特点——发现“溃烂”的写作实际上就是“探病问诊”式的写作,剜出溃烂正是揭出病苦——社会之病、时代之殇、人性之疾。可是作家对于剜出“溃烂”的执着也不一定不能使我们感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沉的现实关怀中真诚的理想,因为他明白,若只对真相怀着理想化的期待很容易流入面对现实缺乏检讨的盲目与虚妄中——而这对于改变现实毫无益处。“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作家不指望给世界以终极解释,他始终在以寻找真相的方式暗示世界的缺陷,这其中当然也暗含着超越这个世界的呼吁与热望。

  最后,我要说曹军庆的写作是一种比较“苦”的写作,“苦”在哪里?有意地设置写作难度、苛求真实,不停地拷问现实,苦苦追寻沉重的真相,不断拷问自我并以文学对现实做承担的责任感,此皆“苦”也。唯其“苦大忧深”,对文学之爱也真,对文学之信也诚。曹军庆的小说还是一种追求“极限感”的写作,好似冷军极端写实的超写实主义绘画作为一种追求极限的艺术,要以一支画笔在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内还原物象,逼近原态。曹军庆是力图在承认写作者局限性与片面性的前提下,在有限中逼近自己尽最大力量所能发现的真相,或者也可以说,正是认知局限而要苦苦追索的态度造就了“极限感”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也许就是《有没有一只着了火的鸟儿》里谷秋风希望完成的那幅伟大的《火鸟》,作家已经在心中无数遍想象它的样子,它还未完成,它还在等待最后的揭晓。

《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载《长江丛刊》2016年11期


  “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是谢络绎发现生命的本质力量,抵达真相与世界本质的道路。但是,她的作品最有魅力的部分,或者说她的创作观里最具个性的部分不是以“人迹罕至”的神秘感满足阅读者对于极端化的生活形态、事件的猎奇,也不是以“人迹罕至”的稀有性抢占一处文学写作的山头,稀有和神秘可以成为特征,却不等同于有价值,把“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当作一句唱词唱出来的话,令人心动的重音其实是在“去往”上。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小说去往了一个地方,而且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让“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这样的追求与写作实践在价值论的层面有了着落。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很有意思,谢络绎的选择是大道至简,文法自然,体察人情世故。哥特式的写作风格造就奇诡之境离谢络绎理解与追求的“人迹罕至的地方”相去万里,她并不青睐于那种将极端化的事件作为题材直取急用的方式,而是警惕着凸显极端化的情境与极端体验的书写有流于放纵感官刺激的肤浅的功利主义的危险。普遍的共鸣、持久的情感反应以及与之相连的更恒久的艺术价值显然更值得追求,因此她“更倾向于作者去理解最寻常的人情世故,将这种理解发挥到极致”,认可“学会从日常、从身边找故事是一种能力”(谢络绎《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疑问,不是极端的故事而是发挥到极致的理解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出发点则是“日常”与“身边”,“人迹罕至”其实就是日常里的“别有洞天”,用顺应个人条件的自然表达的语言,表达极致化的理解,就能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江湖不在别处,就在人心里,人迹罕至之处不在远方,就在身边。在身边而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句充满悖论的话要获得逻辑上成立的可能,只能靠“心理空间上的距离”提供合理性。这样就很容易理解评论家们解读谢络绎的作品时对于“距离”的敏感——“在探索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距离”“距离之困的体现”,加上谢络绎又擅长从亲密关系入手写出亲密中的疏远、隔膜、孤独,为“距离说”提供了佐证。

《山花》2016年第11期载《耀眼的失明》


  《耀眼的失明》《他的怀仁堂》仍然涉笔亲密关系——恋人关系,父子关系。对于这种“角度”的偏爱当然可以从作家个人喜好的情感逻辑上去理解,但这其中实在暗合了一种写作智慧,亲密关系相较其他的社会关系而言,在人情中最寻常又最具有“极致化”的意味,要对人情世故发挥极致化的理解,亲密关系无疑是最适合的对象,对象本身的极致性有利于催发理解的极致化,产生美妙的化合。于是,作家仿佛扛着摄像机,一旦注意到有意义的细节,立刻哗地推一个近景,来一个大特写,把恋人关系、父子关系中的细节、局部放大、再放大,然后,那些在有距离的“看”当中镜面似平滑的关系,暴露出凹凸、粗糙的颗粒、裂纹,所有看似顺理成章的状态被还原——是被还原而不是被重构为一种陌生的情状。之所以是“被还原为陌生”就在于我们习焉不察,“被还原为陌生”也使小说在两个维度上打开了价值空间:认识论意义的——我们得以审视那些被忽略的,审美的——由于陌生化。当曹军庆借助对现实的变形向真相发起极致化的逼近时,谢络绎倾心于用放大细节的“特写”实现极致化的理解。在我看来,这种把理解发挥到极致化的写作可谓是“特写”式的写作,甚至谢络绎的小说里就有极强的“场景感”,她写起场景来游刃有余,声色俱全,极致化的理解和体察如盐融于水般化在具体的场景里——这是谢络绎小说的好处,她追求把理解发挥到极致,却成功地避免了踏入故作高深而把极致化变为抽象化、理念化的误区,没有为了抓住“理解”而与文学的艺术之美失之交臂。极致化的理解归根结底是文学之树上开出的繁花,不是哲学园里掉落的金苹果,“理解”最后归于一种“感性的显现”。

  《耀眼的失明》与《他的怀仁堂》是两个故事,也是一个故事,在小说的内核上极致化的理解就是“亲密关系中的交往障碍”,都是把似乎不言自明、无可怀疑的亲密关系、甚至是天然的亲密关系问题化,通过对交往障碍的洞察对亲密关系何以可能进行质询。《耀眼的失明》中,恋爱中的女人无法在恋人面前袒露自己的身体,只有被衣服包裹、被黑暗覆盖,才会令她觉得安全——这不是天生的怪癖,亲密关系的交往障碍背后浮现的是过往刻下的伤痕。接受心理咨询、拍摄人体艺术照,她不断地试图突破心理局限去“疗救”自我,正视内心的伤痕以及为被施咒的身体解禁——被治疗才可能使亲密关系被修复,否则只能遭遇挫败。《他的怀仁堂》还是以身体作为触发极致化理解的触点,一对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极普通的父子,他们的亲密关系基于血缘人伦的注定,还为鳏夫与独子长期相依为命的生活所造就,但儿子竟然无法坦然、自然地与父亲进行身体接触,无论是他被泪流满面的父亲拥抱、与父亲抵足而眠,还是面对倒在病床上不能自理需要擦洗身体的父亲,只要涉及到身体接触,恐惧就会成为一种压倒性的情绪。逃离、排拒、回避一直是他内心里最强烈的冲动——然而不是因为恨、憎恶、嫌弃。爱确乎存在,关心不曾消失,儿子面对日益衰老、丧失了权威,在暮年以一种年轻人看来有点可笑又凄凉的方式与生命的流逝对抗的父亲,并不缺少调整、回应和承担责任的努力。可是给了自己生命的那个人的身体却成为了无法攻克的堡垒,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想到要用手触摸翻弄父亲的病体,儿子甚至不禁一阵干呕,让妻子替代自己去进行身体接触——只有对堡垒失败的总攻,没有挑战极限的成功。直到死亡带来亲密关系中交往障碍的彻底解除,儿子伏在了父亲胸膛之上,他终于与一块巨大无边的冬天的土地接壤,他又消失在这土地与胸膛之上,可是死亡对于生命的终结同时也令障碍的消除失去了意义。两个小说本质上都是关于“触不着的爱人”的故事,亲密关系与“触不着”之间的断裂是极致化的理解得以发挥的空间,不过极致化的理解不是刻意消解亲密关系的意义,而是以肯定亲密关系为前提贴着生命展开,两个小说里的主人公始终都在尝试挑战极限以修复亲密关系或者消除其中的障碍即为印证,这就使得作家对于极致化理解的追求有了一种建构性的价值,“人迹罕至”的地方具备了让此时、此地、此生、此世澄明的意义。

  谢络绎作品流露出一种倾向——对于“身体”的“特别关注”。读她的创作谈《去往人迹罕至的地方》,令我印象深刻的除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语言与身体的奇特勾连。她谈到语言时,说“你必须顺应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要求,让自己最自然地表达,方能应运自如,抵达那片只属于你的,无人可以登顶的语言天地”。运用语言顺应自己的思想要求再合理不过,但她却同时说到了要顺应身体的要求,语言与身体在什么意义上发生这样的逻辑关联?这绝不是作家的笔误,其中有真意。我的理解是,身体在谢络绎那里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如此,方可理解语言在精神性的维度上与身体接通。身体是一切感性经验展开的原点,又是对自我与世界的种种认知的汇集地,是精神生长的土壤。身体是一个轴心,我们转动它,将敞开一个世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而是内在于我们的一个世界。《耀眼的失明》《他的怀仁堂》里身体交往、身体接触里的挫败、努力、尝试、困窘、无奈甚至悲怆隐藏着亲密关系里的种种秘密,我们从对身体的注视里、对身体交往的审视里领悟生命的本质、人性的幽深、情感的力量,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重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无望,我们的希望,体验自我存在的真实。身体作为集合了亲密关系的各种形态的“场域”,它的真实处境指向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还指向个体与自我相处的根本境遇——《耀眼的失明里》女主人公为消除亲密关系的交往障碍而试图在治疗中敞开身体的尝试几乎就是她一次次面对自我,正视自我、接受自我、迎纳自我、理解自我,与自我心上的伤痕和解的努力,是她走出自我又回到自我的跋涉之路。因此,谢络绎的这两篇小说诚然要在对人情世故的体察中发挥极致化的理解,却不仅仅限于用第三者的旁观视角打量一切,做自然主义式的呈现,而是毫不吝惜地运用内视角,力图回到一个人的内心里、一个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的个体的内心里,去看心灵深处明暗不定的光影,起伏不定的波澜。“看”不是用评判的眼光和理性摄取对象,而是“感觉”的展开。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陈馨与范斌向亲密关系的对象封闭身体时,内视角的引入又使我们不难发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保持了对身体处境、亲密关系的活跃而敏感的感受力:“他为笼络在周身的那种感觉而哭。那种可以想见的被放射性物质包裹的感觉无声无形,眼睛看不到但皮肤能接收到它们有害的侵入感和麻醉性。然而内心里还是会荡漾起一丝说不清楚的体会,是温暖还是别的什么,最大的可能是满足”。两篇小说里最具可读性的部分也集中在“感觉”的显现上,“他的手指细长湿润,骨结突出,很白,就像在水里泡了很久,刚刚拿出来——这些都积极主动地呈现在陈馨面前。当肉体挤进日常生活,成为影像的一部分;当呈现它们的人轻描淡写,介绍家常菜一样;当这个人如此特别的手指缓缓移动,触发了陈馨一向敏锐的触觉想象,她就脱离了原有的那个问题,只剩下对想象的探视”。这几乎有了一种“身体写作”的意味,极致化的理解不是抽空了身体性的理念的凌空飞渡,反而是在“给予身体性以出场机会”的诚恳中,在对于身体经验与感官经验的“创造性的语言转化”中,在对于肉身状态的恢复中打开了精神空间,激活了情感体验,身体遭遇通向所有值得关切的精神性问题、情感性命题以及伦理命题,作家不以身体冒犯精神,也自觉地把精神和情感还给身体。由此,我们看到,极致化的理解又显示出担负探索自我之使命的积极意义。


三.真相的另一张面孔

  “要向我们指出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种种艰难险阻,并将我们从混沌无知中唤醒,使我们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伊弗·安德里奇)固然是小说家的责任,可是直接让美与善经由真相现身同样应被视为小说家的道德。罗伯-格里耶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但绝不会所有的作家希望成为同一种现实主义者。“所有的作家”这样一个范畴,已经意味着有各种各类的作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者,以及他们笔下的繁杂多姿的现实,乃至多样的真相。现实与真相即便是不完全符合理想的,也绝不可能是单一的。对于现实与真相,前面已经讨论了太多背离、荒谬、晦暗、悖论、破碎以及为这样的真相激起的感受——惊心动魄、触目惊心,简言之即震惊。然而现实里有没有一种提供安抚的力量、积极的主动性、蓬勃的活力与单纯的诗意的生活真相,真相与真实除了提醒我们对确定性进行质疑和保持警醒,还具不具备恢复“信”的价值,真相有没有可能摆脱那种与现实紧张的关系而通过小说对它的探寻令世界与生命以有意味的结构与语言表达显示出“坚固”、“可靠”的意义、散发出情感的温度?2016年短篇小说的写作者们,以各自的写作提供了肯定性的回答。

《后湖东路十号》刊于《山花》B版2016年第4期


  谢络绎追求在对日常性的人情世故的体察中发挥极致化的理解,周芳则大不同,她善于以高饱和度的情感、对生命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姿态在极端化的生命处境和生活情态中去提炼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生命本质,吟唱“生命之歌”。在这一点上,《后湖东路十号》与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如出一辙,都是回到生命的最后现场去书写生命里的爱与痛,去发现生命的尊严、力量——《重症监护室》里重症监护室作为生死之间的临界点就是生命的最后现场。《后东湖路十号》里“夕阳红”麻将馆是在指向群体与个体的两个向度上体现出生命最后现场的意味的:一是生命即将日落西山靠打麻将消耗最后时光的一群老人的最后的生命现场;二是在故事聚焦的四点半到五点之间的半小时,麻将馆就是突然离世的“色色王”最后的生命现场。一群人的生活故事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交相叠印,绘出丰富又生动的生命底色,一群人的喜怒哀乐与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彼此映现,奏出情韵悠长的生命咏叹调。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即使是描写生命的最后时光,也不因结局即将到来的命运,而把生命的丰富与生动让渡给意识到死亡消解一切而产生的虚无感,这是作者的叙事立场,也是“夕阳红”麻将馆里老人们的生命态度——他们面对随时可能窥见的死亡,有“活着”的通透与生命的达观,还有理解彼此共同生命处境基础之上的扶助与怜惜,在生命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彼此隔绝、孤立,而是彼此牵连的,这恐怕才是色色王、乌龟刘、局长张、嚼嚼婆的生命里最大的真相、最后的真相,恐怕也是人类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相——这是一种美丽的真相,也是令人乐观的命运。在人与人的“牵连感”上,《后湖东路十号》与《重症监护室》也有了另一层相通性。同时,小说里色色王与欧阳婆婆不能圆满的情感与承受残缺、遭受亲人伤害的人生故事还原了生命现场里的芜杂与荒凉,避免了把对于生命的肯定性书写降格为一种罔顾生活逻辑的空洞想象,两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也不能舍弃的、无法抛下的,不能释怀的,深藏于心的体现出生命最坚硬也是最柔软的质地,“我思索往昔时光,心中却牢记永恒岁月”是这篇小说的美感所在,也是生命的夕阳的审美意蕴之所在。周芳是在小说结构的营构上有高度自觉和巧思的作家,《后湖东路十号》在时间、地点、主要事件上的同一性几乎带有古典定律“三一律”的意味,尤其是将一群老人的生活情态与色色王的人生故事压缩到半个小时之内一个主要的空间里展开,取得了丰厚的生命形态在有限的时空里爆发的叙事动能,然而作家却偏以一种从容的笔调抑制火山喷发,于张力中制造一种奇妙的平衡。更何况,每个以人物命名的小节都承接上一叙事段落最后处提到的人物,小说的第一节与最后一节照应生命终结点的最后半小时,牌局的散场与生命的散场呼应,结构上的精心安排也使作品严整而又不失活力。《一辆货车追赶上他》仍然在叩问生命的尊严——通过一个对教育和学生抱着虔诚的态度,遭遇生活的种种挫败甚至学生的“欺负”而始终不变的余老师最终被货车撞死的命运展开叩问。我们不可能体会不到这种在现实价值观里被视为失败的命运里的悲凉,但也不可能不为这种对有价值的行动的坚持甚至是“迂腐”的坚持而动容,当外部世界的评判与反应对尊严进行消解的时候,自我的坚定护持或许才是对生命尊严最好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色色王与余老师是同样的人,色色王坚守一份感情终身未婚直至紧随恋人而去,余老师坚持他的教育原则而从不变通乃至在生活里一败再败,遭遇车祸死去。当他们对自己认定的价值以整个生命做投入时,极端的生活遭遇只会凸显他们对生命的笃定,生活里的不圆满并不能取消他们生命的尊严,这样的生命或许正是“在失败里体验存在”,并使生命的意义得以澄明。

《望烟》刊于《长江文艺》2016年9期


  韩永明的《望烟》是发生在雪天里关于彭幺姑老人帮乡邻“望烟”的故事,小说有雪天的明净、雪水的清冽、炊烟的热气,酿成一种温热又清新、明朗的叙事氛围。小说的题材分明关注了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却避免了眼下最流行的“返乡者”视角里激切的批判、严厉的道德审视、难以遏抑的情绪释放,以及将农村问题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转型的阵痛、历史的代价相关联的深度叙事的冲动。当“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成为今天知识分子的普遍焦虑,以及失血失魂的乡村成为都市白领、离乡进城者、中产阶级投射个人生活现实焦虑的“话语场”时,乡村太容易被固化为苦难的渊薮、简化为话语结构中制造意义的符号,它往往被各种理论资源、社会诉求征用,作为路径、视角、方法、样本,然而很少真正成为自己——被表述建构的乡村绝不少见,可是真实的乡村与乡村真相恐怕还“在水一方”,接近它,仍然“道阻且长”。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在现代化与反思现代性的互逆的考量中,由把城市妖魔化与把农村黑暗化的两极里二选其一作为叙事立场,实在是常见的写法;把乡村作为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点来为时代把脉,也确实能够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读者怀着问题意识自我代入的共感。然而,乡村图景里有没有与乡土中国血脉相连的传统中的血气、热气、清流、浑朴的美感?《望烟》显示了韩永明在揭示现实之荒谬性外的另一种文笔:脱离“看病问诊”式的写作,不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或者文明与落后的对立中去描写乡村,而是力图发现乡村本身的伦理关系中积极性因子、精神性的力量、情感中的真纯,也就是并非在城市化进程的问题视阈中以简单的是非判断为前提来思考解决之道——虽然充满问题的现实是小说的背景,而是回到乡村发掘其中的正面力量——“身土不二”的乡恋、人性与人情之美。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将农村带进急剧改变的现代轨道上时,美与善并不见得立刻消失了踪影,我们的乡土之根所散发的泥土清香里有着传统伦理文化的芳馨,它同样能够涵育人心。所以,《望烟》的故事是守望相助的故事,是以善易善的故事,是关于宽容的故事——彭幺姑对于李铁匠、李腊狗的宽容,乡间的原始正义与传统伦理提供的道德标准和造就的道德选择令乡土有情,哪怕曾经历史风雨的侵袭,也使这乡土成为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人频频回顾的所在,这样的伦理与道德持守不是现代的或非现代的,它必然是与所谓现代生活与文明积极互补的文化力量,它只是永恒的。韩永明的这篇小说语言干净洗练,有节制的语言如淡淡的炊烟,透着温热与生机,小说的意境恰如覆盖村庄的白雪莹然有光。一篇小说,不写奇情、不揭隐秘、不力透纸背、不浓墨重彩,哪怕只是晶莹、澄澈、光洁,也毫不妨碍它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今天,丝毫不缺乏依凭复杂的技巧、先进的写作理念在文本里百变腾挪的作品,写作者太擅长拆解、质询、反诘、揭露、摧毁、挑战、解剖,几乎忘记了去想一想或者试一试,在现实面前,放下武器、戒备以及提炼意义的诉求,只是以沉浸的姿态体会与打量时,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单纯而率真地感叹:“啊,生活,真美!”单纯的诗意相较于与充满了“机锋”的复杂叙事似乎自有“返璞归真”的力量,它牵连起的审美情感带来的心灵净化在当下显示出了一种稀有性。舒飞廉的《糍粑》正是这样的作品。作者是地道的知识分子,明明拥有强大的理论分析资源可以在乡土书写中任意驰骋,却在《糍粑》里老老实实以干净、从容的叙述把乡土生活的图景写得土里土气又美不胜收。《糍粑》是拜年的故事,城市里时尚化的过年方式正与时俱进,而乡土世界还在传统的延续中彰显出一种一切时代的文化的恒常感与浑然自足的美感。骑上自行车,叫上几个伙伴,到远处的给五胡拜年,铃儿响叮当、生命正飞扬,一幕幕乡村的风物自眼底略过,一户户人家的生活故事让这烟火人间热闹不息。“生活”未必是日常琐事里的诗性消解,也不见得要从现代性的叙述里得到意义,“生活”就是生活,笑着、闹着、吹风扫雪,凭着一点正义感教训不靠谱的小子,骑上几小时的车,爬坡越岭为朋友送上新年的祝福,吃上一碗香糯的糍粑,“乡间有味是清欢”。明朗人物、干爽的冬雪、善恶分明的世界、楞小子终于在一个生命即将诞生的喜悦中领悟到“意思”的荤段子,一切都是美,因为生命和生活这么可爱,何况作家还用这么讲究精准的语言去展现美。知识分子的讲究写出了一个从土里长出来的美的世界。

《回梦》刊于《芳草》2016年3期


  张慧兰《回梦》里的人物与他们的生命画卷都在乡土世界里徐徐展开,对于这乡土中的人生,重点符不在乡土上,在人生上,而在人生里又突显生命中的挚爱深情。小说不以技巧博人眼球,实以感情打动人心。《回梦》从七十多岁的余贵去世起笔,通过余贵去世以后,何香的回忆与希望老伴在自己梦中出现——回梦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写出两位老人一生的风雨兼程,一生的携手相伴,即便阴阳两隔离,仍旧情思依依。一个不识字的老妇没法在失去“书呆子”似的丈夫以后发出“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深情呼喊,也不懂得如何倾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悲伤,她难过的甚至只是没有能够梦到丈夫——丈夫没有“回梦”。有什么法子可想?她回忆过往生活的点滴,力图去理解老头子的种种言行,她在一切生活的细节中寄托对至亲之人的思念。七十多岁开始学习识字,不是为了人生最后的自我实现,只是以最笨拙的方式看懂老头子留下的短信。她看懂了信,那里面有深情有嘱托,于是她为地下的老头送去了书,她终于梦见了那个寄托了她全部情感与思念的亲人。没有“一曲高歌千行泪”的如泣如诉,仍然有“情在荡气回肠中”的百转千回,平凡的生活中有尘世烟火里开出的生命之花。

  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民间”在各种权力话语、知识话语、强势话语的争夺与利用中始终是清晰又暧昧的,它总是在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成的意义结构中洞开自身,获得清晰的界定,划定与官方、国家、公共空间等等之间的明确边界,一边又因为这种在特定参照系中的敞开而使那种丰富的复杂置于暗域,而显得暧昧不明。启蒙话语对民间的审视与批判,革命话语对民间的渗透与改造,文化保守主义者以民间诗性空间中回荡的文化挽歌向现代性进行质疑与反思,从宏大话语的覆盖下抽身逃离的知识分子重返民间以“抵抗”的姿态重新确立新的理想价值与精神维度,被叙述的“民间”几乎折射了中国现代以来思想文化潮流中令人瞩目的全部起伏与变迁,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多元话语的角力与纠缠中,“民间”有多样的被叙述的可能与丰富的面影。於可训教授的《乡野异闻》《腊月·元宵·猖日》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格外特别。教授写小说,凭借特定的知识话语或理论视角书写“民间”,追求深宏的“言外之意”并不难,甚至优势明显。於可训教授却悬置了知识分子的介入姿态而讲求“意趣”“情味”,且写得兴味盎然,此不可不以别致论之。两篇小说没有着力发掘“民间”的“抵抗”意味,或者把它作为知识分子凝聚理想、信念的精神家园,又或者把“民间”视作“藏污纳垢”的落后的所在予以文化批判,他对“民间”的书写基本上是在肯定民间生活形态与文化形态审美价值立场上的“去现代性焦虑”的回到民间的写作。《乡野异闻》写的细火、国旗、鞠保,其实就是乡野“异人”,他们身上固然有传奇的色彩,但终究是乡野的,按照民间世界的生活法则生活、经历,领受生命中的一切,按照民间的方式应对生活里的变化,虽然政治历史变迁中的大势、潮流、宏观的政策变化难免造成人物个人命运中的偶然起伏,跌宕错落,甚至某种荒诞与充满反讽色彩的生命情境,可是民间世界中生生不息的生长力,才是他们运命的最终所托。《腊月·元宵·猖日》写风俗,流动着地域文化情韵,更写了风俗、原始信仰与仪式、地域文化浸染中的人情——活泼泼的、生动、健旺的、朴素的人情,更重要的是不为某种宏大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庙堂文化所彻底规训、控制、驯服的人情与生命。民间伦理、信仰文化、生活规范与乡土秩序形成了一整套维持民间世界运转与存在的文化体系,它不可能不受国家话语、社会转型的影响,可是也不被完全覆盖,而是以其自身的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彰显出独立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在生活继续的生机与世代延续的恒常感中打开新的审美空间,让“过去”、让已经消散或未曾完全消散的那些属于“过去”的文化记忆在当下被激活,具备通向未来、不与时易的永恒的美感。於可训教授的小说正是以丰美的民间书写为民间世界恒常的美感与不息的生机赋形。

  短篇小说是一种博弈式的写作,即以有限的篇幅、体量与繁复庞杂的生活现实、莫测变幻的心灵图景、混沌和冲突同在的外部世界的博弈中实现的艺术形式,是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的艺术形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冒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求短篇小说写作中的紧张感。2016年湖北短篇小说不乏在写作的多样与丰富性上的努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那种延续性的熟练写作造就的惯性,使得整体的短篇创作有滑行的姿态,欠缺调动全部能量打破常态、蓄势突飞的紧张的动作。有位朋友在评价作为画家的哥哥的新作品时曾说:“大概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把心灵封存一次,不再成长,而又另起一颗心,面对新的时空。我用这种经历来评价哥哥刘宾的这个新作品系列……”短篇小说的写作或许正需要这样一种封存那个过分熟悉的自我以后面对新的时空重新生长的态度。2016年的短篇小说提供的诚然是有限的风景,我们还应该期待这有限的风景里包含无边的现实和无数惊心动魄的时刻与瞬间,期待充满“力与美”的文学击穿表象、合理性、秩序之上的坚硬的硬壳,在有力的一击中凿出洞眼,我们借此得以窥见无限的幽深、感受地火运行、喷薄而出的热力、窥测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无限逼近真相的“临界状态”,又为着突破这“临界”而不断发起冲击、酝酿着下一次行动,于这反复中我们明白了现实与真相的意义。我们不是在模仿、精细描摹而是在以小说的艺术化方式对现实的重构中,让现实以无边的形态向世界、向每个阅读者、向写作者自身打开,以溢出常识和经验的方式被真正理解和认识。

(完)


(注:本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发展计划 “区域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构建”项目阶段性成果)




叶李,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副主编。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7年9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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